第4版()
专栏：

肩担道义 面向真理
——纪念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九十诞辰
谷牧
今年11月29日是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的九十诞辰。再过十三天，正好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要求，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为举行全民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王以哲是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主要将领之一，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献出了生命。我们应该纪念他。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东北军工作。当时王以哲跟随张学良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面前，大义凛然，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为实现团结抗日尽心竭力，我至今记忆犹新。
1935年底，红军遣送被俘的高福源（王以哲所部619团团长）回东北军。王以哲让他向张学良转达了红军关于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建议，并设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在洛川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会晤，就红军同67军实行局部合作达成协议：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67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则；二、恢复67军在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县城（三县均为东北军防区）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67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转饬地方政府发动群众送柴粮进城，恢复正常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
1936年3月5日，王以哲陪同张学良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商定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共商抗日大计。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飞抵延安，同周恩来等会谈。张学良赞成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主张，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双方就逼蒋抗日以及如何打败日本侵略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两军停战，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等协议。王以哲对实现这次著名的会谈作了精心的安排。
1936年6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城南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向部队灌输抗日思想，张、杨兼正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训练团集训中级军官一千五百余人，在促使部队接受联共抗日思想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1936年12月12日，王以哲在张学良率领下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杨虎城领衔的关于八项政治主张的通电上签了名。
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司令部，另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别担任军事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参谋团，王以哲是参谋团成员之一。
12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支援抗日部队收复失地，王以哲任副军团长。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对陪送他的张学良加以迫害，并对西安进行政治军事压迫，形势紧张。王以哲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力主按照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内战。1937年2月2日被少数不顾大局的人杀害，遂以身殉。
王以哲将军殉难之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代表红军和苏区人民对他表示深切哀悼，并指出：“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王以哲对这一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王以哲将军作为一个受命于蒋介石直接同红军作战的职业军人，能够率先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抛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肩担道义，不断探寻救国救民之策，敢于面向真理的结果。
1896年王以哲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黑龙江）。他在青少年时代目睹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和民不聊生的惨景，即立志救国，选择了从戎卫国的道路。他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从1922年起在东北军张学良主办的教导总队任排长、连长、营长，后任东北军的团长、师长及中将旅长。1928年，张学良把十九师的学生队改为东北学生队，张自兼监督，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让王担负实际责任。王对学生进行严格军事训练的同时，还给他们补习数、理、化等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等科目，择优选送出国深造，培养了大批人才。
王以哲将军不仅是一位干练的职业军人，而且关心国计民生，注意社会动态，结交爱国的进步人士。他与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车向忱等都有深厚的友谊，支持他们创办东北人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开展抵制日货、查禁毒品、办平民夜校等社会群众活动。他创办军人工厂，以产品抵制日货，以经济收入改善部队生活，救济困难军属。他注重对部队进行爱国教育，亲自制订《旅训》，告诫将士：“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官士兵夫，……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张学良率部进关，王以哲领导的第七旅驻守沈阳。他训练部队枕戈备战，密切注视日本侵略军的动向。“九·一八”事变前夕，他获悉日本将发起军事挑衅，于8月初亲自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张回师备战，以抵御日军侵略。张派人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发来电报（8月16日），不许东北军抵抗。9月18日，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我东北重镇沈阳。王以哲用尽心血帮助张学良筹办的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六十架飞机，一夜之间完全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惨遭侵略军铁蹄蹂躏。在这国亡家破的紧要关头，本想奋战御敌的王以哲，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只好满胸悲愤，率部洒泪退出阵地。这使他遗憾终身，悔恨不已。
王以哲怀着沉重的国仇家恨，背着不抵抗的罪名，忍受着莫大的屈辱，率部入关，驻防北平，抗日复土之心愈切。
1933年初，十万日伪主力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王以哲为保住热河省，再谋收复东北，同宋哲元、商震、关麟征、黄杰等将领一起，分别率部奋勇抗击进犯长城各口之敌，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威武壮烈的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震动国内外。
正当王以哲力图实现其抗战复土抱负的时候，又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之下，被迫撤出长城抗战第一线。不久，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张于临行之前，召开东北军将领会议，决定全军保持战时体制。组成四个军，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及万福麟分别担任军长，扩编卫队师由刘多荃任师长。张嘱令东北军将士坚守阵地，保持团结。
蒋介石趁张学良出国之机，对东北军各高级将领大肆拉拢，准备把东北军调离华北。蒋在庐山召见王以哲时，送以加倍的仪程，暗示王，只要听其调遣，参加“剿共”，许以河南省首席要职。王以哲拒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并与东北军各将领计议，率领各部坚持张学良的嘱托，团结一致，不离阵地，不受封官，并把蒋介石送他的仪程五万元，用于为全军军官购买学习用品和军衣，补助困难军属的生活，自己一文不留。
王以哲在驻守北平期间，还积极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以人力和物资援助东北义勇军。他十分注意对广大官兵进行抗日复土的教育。他在67军内部创办《东望》月刊，亲自为该刊题词：“所欲告诉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这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和抗战复土的决心。
1934年1月，张学良归国。3月，张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王部67军被调到大别山参加“剿共”内战。王违心地离开燕赵抗日前线。前者，他拒绝蒋介石的拉拢；此番，他不得不听张学良的调遣。他深知，这是东北军“亡家”后寄人篱下，卖命求食的可悲处境。他渴望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枪口冲杀，而不愿去打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以图打回老家，收复故土，而不愿在对红军的作战中被打垮。
1935年，王以哲奉命进驻陕北，到达洛川、肤施（延安）。在同红军作战中，王以哲所部损失惨重，一一○师全师覆灭。这时，蒋介石又削减了一一○师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他的将领，替蒋介石承担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国愤民怨，已是屈辱难言；后又受蒋介石的多方排斥、压迫，使东北军欲抗日不能，想保家不得，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饱尝内战之苦。这一切，引起王以哲的深思，终于使他认识到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错误的，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
王以哲通过长期的观察、比较、思考、探索，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抛弃了蒋介石打内战而不抗日的错误政策，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立下不朽的功绩，成为“国家民族之干城”。
王以哲一生爱国。为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接受真理。他这种肩担道义，面向真理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